比較近可真是到了“危險中國季”，事關人身安全的大新聞，接二連三地出現。先是前段時間，在北京出現了“年輕女子酒店遇襲”的事情。比較近，江蘇又連續冒出兩個“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”。
兩起“毒學校事件”都有一個共同點，那就是與學校周邊的化工廠離不開關系。
在這種環境新聞的評論里，除了人們的義憤填膺以外，往往還少不了“向日本看齊”的聲音。
那么問題來了，為什么日本人在環保方面，就能比中國人做的好呢?
今天，知叨君就來和大家說說，日本人的“環保斗爭簡史”。
也曾嚴重污染過的日本
說起日本的環境，相信去過日本的朋友，對那兒的感覺就是：干凈!天空藍得通透，城市像水洗過一般。 據2014年，由耶魯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聯合發布的，一項旨在衡量政府在環境和生態系統保護政策力度上的排名，也就是“全球環境效績指數”(EPI)顯示，在全球178個參加的國家中，中國僅位列第118，分數是43。而彼時的日本排名第26，分數為72.35。
不得不說，在環保方面，日本人的確比中國人做得好。
別看日本現在環保搞得不錯，但或許大家不知道，他們原來的環境污染情況，也很嚴重。
時間還要回到19世紀后半期，當中國在“大清藥丸之路”上大步邁進時，日本則因為明治維新的關系，開始走上了“東亞”的征途。在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，日本的起環境公害問題——“足尾礦毒事件”也隨之出現。
該事件發生在東京附近的足尾銅礦。自19世紀70年代起，伴著足尾銅礦的開發，污染就產生了。1885年，礦山轉由古河氏財閥經營后，環境污染呈愈演愈烈之勢。因為該礦石含有30%-40%的硫磺，精煉時會產生大量對人體有害的二氧化硫和重金屬粉塵。所以，當廢水廢氣亂排放時，會導致人和動物中毒、農田污染，以及樹木枯死的狀況。再加上煉銅時，需要燃燒大量木材，這就造成了森林被濫砍濫伐。而隨著樹木的消失與廢棄物的亂排，當地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洪澇災害、水土流失和居民中毒的情況。雖然政府曾被迫同意改造該地區環境，但直到1973年，足尾礦山才關閉。
如果大家對“足尾礦毒事件”不太了解，咱們就換個更有影響的事兒來說。
上世紀50年代，在日本的熊本縣，曾發生過一系列奇奇怪怪的事。1950年，有大量海魚成群在當地海面游泳，任人捕撈，海面上常常出現死魚、海鳥的尸體。1952年，許多只貓跟著了魔似的，走路時或步履不穩、或瘋狂奔跑，有些貓“群魔跳舞”，甚至還出現了貓咪集體跳海自殺的情況。1956年，當地居民也出現了和貓類似，走路不穩，精神失常的癥例。沒錯，這就是震驚世界的“水俁病事件”。
水俁病是熊本縣水俁灣沿岸地區的居民，因長期食用受污染的魚貝而引發的疾病。其污染源是水俁氮肥廠排出的，含有甲基汞的工業廢水。由于甲基汞的污染，不僅許多人的身心健康備受摧殘，而且當地生態環境也倍受打擊，水俁灣的魚蝦不能再捕撈食用，漁民們失去了經濟來源。
更糟糕的是，因為水俁氮肥廠的封鎖消息，使得該事鮮為人知，沒能做出預警。1965年，在與熊本縣相隔千里的新瀉縣的土地上，史稱“第二水俁病事件”的悲劇再次上演。
同時期內，日本三重縣還有過“四日市哮喘事件”(1961年)。四日市臨海區域內，聚集著各種大型工廠。在沒有安裝任何“防大氣污染設備”的情況下，工廠將高濃度的二氧化硫，大量排放到空氣中，造成當地民眾呼吸道疾病頻發。其中，幼兒和老年人的發病率極高。
此外，在那個“以經濟發展為中心”的時代，日本還發生過“東京六價鉻事件”、“富山痛痛病事件”、“九州米糠油事件”等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。
那么，在發生這些污染事件后，日本人又是怎么做的呢?
論環保的全民持久戰
一提起“面對環境污染怎么辦”，國內媒體基本都是在講“政府監督、企業自律”等車轱轆話。似乎，這里面并沒民眾多大事。所以，知叨君下面就以新瀉的“水俁病事件”為例，跟大家說說，日本民眾在遭遇此類問題時的反應。
“第二水俁病事件”發生后，新瀉縣舉辦了以民主醫療團體為中心的研究班，重點討論了“為什么水俁病會反復發生”的問題。
結論是新瀉水俁病并非偶發事故，首先是因為政府并沒及時采取措施，對先前熊本縣水俁病的首要原因保持曖昧態度，并用軟硬兼施的手段，分化瓦解患者的維權隊伍，致使昭和電工這類無良企業能起無忌憚地排泄廢水。其次是水俁市的受害者在當地遭到孤立，不僅事故公司的普通員工，不能為受害者站出來說話，連當地的地區工會和一般民眾，也與受害者形成了對立態勢，致使受害者勢單力薄，孤立無援。
因此，新瀉縣民眾意識到，完全依靠政府來解決問題是不行的。重要的是，大家要齊心合力支援受害者，而不是各人顧各人。于是，1965年8月，“新瀉縣民主團體水俁病對策會議”(簡稱“對策會議”)應運而生。正式加入這個團體的有醫師協會、工會組織、婦女聯合會等組織。
在該組織與地方政府長期反復的交涉中，受害者意識到，這些行政部門與肇事企業穿一條褲子，甚至還與昭和電工沆瀣一氣。接著，他們便邀請了律師和法律學者，設立了訴訟委員會，想要通過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自身合法權益。
但對當時的受害者來說，同政府打官司會被視為“以下犯上”。所以，受害者們也有點畏畏縮縮。見此情景，“對策會議”和訴訟委員會多次走訪受害家庭。直到昭和電工揚言“即使國家拿出了結論，我們也不會認同”，國家對此也保持沉默時，憤怒的受害者才徹底堅定了打官司的決心。
1967年6月，新瀉水俁病發生兩年后，13名患者把昭和電工告上了法庭，提起了日本首例正式的公害訴訟審判。然后，全日本掀起了“反環境公害”斗爭。1967年四日市進行了大氣污染審判;1968年富山縣有了對“痛痛病事件”的審判;1969年熊本縣審判了此前忽略的“水俁病事件”......經過不懈努力，受害者的堅持終于得到了回報。1971年9月，地方法院判定受害者勝訴。
與此同時，由于改名后的“對策會議”，在1967年提起了新瀉水俁病的次訴訟，此舉推動了日本政府制定了《公害對策基本法》。1971年的判決后，政府又設立了日本環境省(類似中國的環保部)的前身，也就是環境廳。
可以說，日本“針對環境公害”所設立的行政機構，是在受害者維權，其他民眾也幫助受害者的基礎上發展、充實起來的。
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
看到這兒，有沒有叨友好奇，要說事故公司的普通員工，因為利益感情關系，不去幫助受害者還能理解，為什么一般民眾也會排斥受害者呢?
這可能與人們更重視“群體思維”有關。
“群體思維”就是，群體對和睦一致的渴望要求，可能會壓倒對相反觀點的真實評價。通俗點說，人們會為了維護群體的和睦而壓制不同聲音。也就是“要識大體、顧大局，不能出現不和諧的聲音，穩定壓倒一切”。
“熊本水俁病事件”前期，水俁病猶如受到魔鬼詛咒的傳染病，人們覺得得過或接觸這種病的人都很骯臟、墮落，患者們在痛苦貧困的同時，還要忍受他人的“精神傷害”——貶低與謠言。
患者家庭不敢出聲，擔心孩子找不到工作和結婚對象。未患病的水俁市民眾則歧視患者，認為他們的抗爭傷害了水俁市的形象，影響了國家建設的大局，危害社會穩定。主流社會沒有對受害者提供太多聲援，官商勾結被刻意忽視了。
這就是日本當時的狀況。雖然國家在1947年形式上實行了民主制度，但在1950年代，無論政府官員，還是民間社會，整體上依舊受帝國時代國家主義教育的影響，主流社會依然認為城市的支柱產業比受害群體重要，城市形象、國家利益高于個人。
說完日本，我們再回頭看看自己。在“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”被央視曝光前，多位家長就曾因學生身體出現異常而上訪。在上訪過程中，多次遭到相關部門阻攔，被告知“不要惹事”。個別家長還遭受了被有關部門傳喚詢問、短期拘留的經歷。事件曝光后，還有該校的學生認為，這件事是外界在抹黑常州外國語學校，不能玷污學校的名聲。比起七八年級同學的生命，九年級畢業生的中考似乎更重要些。
雖然此事的言論中也不乏“日本也經歷過污染，倫敦也經歷過，這是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的，再過幾十年，中國的環境自然會變好”的聲音。但大家要清楚，“環境變好”不是無需努力、無需流汗、只要在家坐等幾十年，就能自然而然實現的。日本現在的環境之所以那么好，那是因為人家的的確確真做了什么。
況且別忘了，中國從1992年就開始治理水污染，北京從1998年就開始治理空氣污染了。可現實呢?
比較后，看完以上內容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在經濟發展的路上，的確會出現這樣那樣的環境問題。所以，在問題出現后，需要我們大家去共同監督，去關心這些問題，而不是僅僅自己不隨意亂丟垃圾這么簡單(何況這一點也不一定能做到)，也不是各掃門前雪，以為事情沒發生到自己頭上，就不在乎。
過去報道有關農村地區，被污染的河流和癌癥村的時候，所謂的“中產精英”都不在意，覺得離自己很遠。而“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”的出現，對“中產精英”來說，著實是個警醒。要知道，大環境被破壞的時候，沒人能獨善其身、歲月靜好的。
當然，在全民行動之前，政府也應該完善相關制度，允許普通民眾能夠有效監督，不受人身威脅。畢竟，大多數人還得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世代生存，能移民國外的，還是“少數人”啊!
